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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切中现代性问题?
  • 作者: 王庆丰
  • 发表期刊: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5-07-15
  • 转载刊物: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 成果级别: B
  • 摘要: 对于现代性,人们之所以众说纷纭,其原因不仅在于每个时期的时代性内涵和时代精神的不同,而且也在于对现代社会的把握方式的不同。现象式路径在对社会经验事实描述的基础上,虽然能够总结和罗列出各种现代性问题,但无法切中现代性问题的同一性实质; 概念式路径则试图在理性同一性的层面上做出对现代性的把握,但这种把握有可能陷入同一性哲学的暴力; 实践式路径将现代性观念看作相对的绝对,这是一种对现代性问题的合理性把握,但这种把握必须以前两种把握方式为前提。因此,对现代性问题的切中,必须将这三条路径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合理地切中现代性问题。

    关键词: 现象; 概念; 实践;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 14JJD720003) ;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NCET - 13 - 0249)

    在哲学的意义上,现代性就是对“当下”的把握。“哲学思想本身是从历史语境当中形成的,但哲学要想超越历史语境的限制,就必须对‘现代性’自身加以把握。黑格尔是第一位有这种新要求的哲学家,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试图‘用思想来把握’他的时代的哲学家。”[1]因此,哲学家如何切中现代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用思想来把握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的问题。“现代性”问题不仅关涉对当今社会现实的理解和诊断,而且也与社会如何进一步发展息息相关。通过现代性理论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学者为现代性理论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涵。传统的同一性哲学将现代性理解为单一现代性,而随着后现代话语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思想家们开始倾向于将现代性理解为多元现代性或复杂现代性。“现代性”究竟意指何物? 这不仅与不同时期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精神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切中现代性的方法和路径有关。只有在对这一问题有了充分的理论自觉之后,我们才能对我们时代的现代性问题做出更为切实的把握。

    一、切中现代性问题的现象式路径

    对现代社会的现象式把握构成了切中现代性的第一条路径,这一把握方式以对现代社会的经验事实进行如实把握为基本目标,形成了关于现代社会现象的理论。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现代性的研究都是沿着这一路径展开的。当然,现象式把握路径绝非仅仅停留于对现代社会的现象描述,它也将其上升到了理论的层面,而问题在于,这种把握方式并没有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上去切中我们的时代。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通过对现代性的三个隐忧表达了他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 “第一个担心是关于我们可以称作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的东西; 第二个涉及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 第三个是关于自由的丧失。”[2]12 泰勒关于现代性三个隐忧的论断,就是在对现代社会现象描述的基础上做出的总结概括。

    现代性的第一个隐忧与个人主义直接相关。个人主义首先体现为现代社会的一项成就,也是现代社会得以成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原则得到确立,个人有权脱离集体的价值判断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构成了自由与民主等现代社会基本原则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然而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原则的确立同时也取消了个人与他人及社会之间的联系。个人在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就无需在价值判断上必然与集体保持一致,这就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分离,个人不再关心超越于个人的社会性的乃至人类性的终极意义,而仅仅满足于自我需求的实现。因此,“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缺乏意义,更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2]5。

    在泰勒看来,现代性的第二个隐忧与工具理性相关。同个人主义一样,工具理性在成为现代性批判的批判对象之前,也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理性为原则所建立起来的科学技术体系协助人类在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的胜利消解了原有社会秩序的神圣性。当科学理论对世间任何现象都能做出一个合理解释的时候,曾经的神圣体系所承诺给人的对世界的终极解释也就不再必要了。而“一旦社会不再有一个神圣结构,一旦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不再立足于事物的秩序或上帝的意志,这些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嬗变由人”[2]6 - 7。这就导致工具理性成了判断一切行为目的合理性的唯一依据,现代生活被工具理性所统治,社会发展的所有目的都变成了工具理性的目的。

    第三个隐忧涉及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是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工具理性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使得个人生活不能与工具理性的目标相违背; 另一方面,满足于自我世界的个人不再具有主动参与自我管理的意愿。泰勒认为,这就形成了托克维尔所称的“温和的”专制主义,“它甚至可以保持民主的形式,有定期的选举。但事实上,一切都要靠一个‘巨大的监控权力’来驱动,而人们将无法控制该权力”[2]11。在泰勒看来,个人主义、工具理性与专制主义三者的肆虐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突出特点。

    泰勒的“三个隐忧”充分地描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体现了现象式切中路径的主要特点:通过对现代社会的经验事实的全面分析,从而对现代社会做出诊断。这种现代性理论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现代社会的基本现实状况,但与此同时,这种研究方式的主要缺点也随之显现出来。现象式切中路径的现代性理论能够回答“现代性的问题”的主要内容,然而对于“为什么”与“怎么办”的问题,即我们时代的现代性问题的产生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会从原先的进步因素转化为如今的阻碍因素,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从根源上破解现代性问题等,现象式把握所得出的现代性理论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种无力源自对现代社会的现象式把握这一切中路径的固有特点。

    在认识的全过程中,现象构成了认识的起点,但认识并不能总停留于“感性具体”阶段。虽然现象式切中方式也将“感性具体”上升到了“理性抽象”,但也仅仅到此止步了。现象式把握遵循知性的思维方式。“就思维作为知性( 理智) 来说,它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知性式的思维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做本身自存或存在着的东西。”[3]172如果不超越这种知性的思维方式,就会将知性的原则扩大到认识的全部环节。“当辩证法原则被知性孤立地、单独地应用时,特别是当它这样地被应用来处理科学的概念时,就形成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作为运用辩证法的结果,包含单纯的否定。”[3]176而这就堕入了黑格尔所谓的“坏的无限”的逻辑之中,“这种无限只不过表示有限事物应该扬弃罢了。这种无穷进展只是停留在说出有限事物所包含的矛盾,即有限之物既是某物,又是它的别物。”[3]206 - 207“坏的无限”的逻辑构成了现象式把握这一方式的内部逻辑。

    我们可以将“现代性问题”概括为“三个隐忧”,也可以概括为“四个隐忧”,或者“多个隐忧”。现代性理论无止境的多元化、复杂化倾向,就是这种“坏的无限”的逻辑在现代性理论中的具体展现。正是因为现象式的把握方式是对社会现象的总结和概括,因此,它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就是一种问题罗列,而对经验性问题的简单罗列是永无止境的。因此,以艾森斯塔特为代表的学者们在后现代语境下提出“多元现代性”观点,也就顺理成章了。由于现象式把握固守知性的思维原则,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原有的单一现代性便被粗暴地击碎了,并被分割为几个新的问题。随后新的现代性理论又以这几个新的较小的问题为对象,重复这一击碎、分割过程,从而导致现代社会生活永无止境的碎片化,现代性理论也就相应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知性思维方式中,这种碎片化的现代性问题是无法得到整合的,只能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解决策略。

    二、切中现代性问题的概念式路径

    现象式把握路径无力突破其固有的思维方式,而只能堕入“坏的无限”。而要想突破这一强制性逻辑,就必须突破其背后的知性思维原则,并上升到以理性概念来把握现代社会。概念并非是一种“理性抽象”,而是一种“理性具体”。

    黑格尔认为,知性思维是思想发展所必然经历的早期环节,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尚不足以表达真理,而仅能表达一个共相,这个共相毋宁说是一个最为抽象的概念,其中并未包含任何具体的内容。“开端、原则或绝对,最初直接说出来时只是个共相。当我说‘一切动物’时,这句话并不能就算是一部动物学,那么同样,我们都很明白,上帝、绝对、永恒等字也并不说出其中所含的东西,事实上这样的字只是把直观当作直接性的东西表述出来。”[4]14根据规定即是否定的原则,这一抽象的共相事实上只蕴含了单纯的否定性,它构成了概念辩证运动的原动力、目的与结果。在黑格尔看来,真理应是最丰富、最具体的概念,因此真理应是一个大全,“因为事情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而穷尽于它的实现,现实的整体也不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产生过程; 目的本身是僵死的共相,正如倾向是一种还缺少现实性的空洞的冲动一样; 而赤裸的结果则是丢开了倾向的那具死尸。”[4]3现象式把握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固守知性的思维原则,从而将每一抽象概念都视作一个独立自存的个体予以理解。这样,真理本身的丰富内涵就被抽象化、固定化了,思维也就陷入了对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否定性的无尽追求中去了,即堕入“坏的无限”。而理性思维则与知性思维不同,理性思维即“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3]181。理性思维并不止步于否定性的环节,并不止步于别物,而是认识到“真正的无限毋宁是‘在别物中即是在自己中’,或者从过程方面来表述,就是: ‘在别物中返回到自己。’”[3]207因此。理性概念并不以直接再现社会现象为根本目标,而是将现象视为通达真理所要经历的必然性环节,并追求在超越现象的基础上,达到对世界的整体的、具体的理解。在现代性理论上,概念式的切中路径与现象式的切中路径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现象式把握只能形成对现代社会的具体现象的认识,而无法获得对现代社会的整体性认识。而概念式把握则能形成超越具体现象的现代性理念,从而形成对现代社会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相统一的理解。因此,哈贝马斯指出: “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5]其原因就在于,黑格尔发现了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区别,并意识到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理性事实上只是知性的原则,因此启蒙运动并没有形成概念式把握意义上的现代性理念,其基本原则必然地会趋向其反面。而只有在理性概念中,即在国家概念中,知性的原则才能得到彻底的扬弃。“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6]254只有在自在自为的国家概念中,现代社会的诸多组成部分才能获得整体性、辩证性的理解。因此,由于理性概念的特点,以概念的方式把握现代社会所形成的必然是单一的、统一性的现代性理念,这一现代性理念同时也充当了现代社会的伦理实体与价值实体,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所带来的意义缺失的问题。

    在以理性概念的方式把握现代社会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是一致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在现象的意义上运用经济学术语,而马克思在概念的意义上使用它们。在李嘉图眼中,价值、货币、资本等都只是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诸多经济变量之一种,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弄清在交易过程中某种特定的交易比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比例的变化又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因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验事实的理论,是处于现象式把握层次上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三章中也研究了价值理论,但正如广松涉所指出,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问题不在于提出不要忽视价值实体论、价值量论和价值形式论,即问题不在于补充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者各自忽视的东西,彼此取长补短。重要的是,发现价值实体、价值量和价值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价值概念导出价值形式’,并且,将后者展开到其完成形式的货币形式,探明其起源和存在结构。”[7]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如李嘉图一般,将价值、货币、资本等词语视作指代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名称,而是将其理解为概念。马克思在理解“资本”的时候,不是将资本理解为储存起来的货币。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 “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8]877 - 878这明显不是在经济事实的意义上,而是在概念的意义上做出的理论判定。

    阿尔都塞通过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资本论》的对象,彻底地把两者区分开来。现代政治经济学只承认马歇尔所说的“可以计量的”事实,完全忠实于古典经济学家的经验主义的“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以‘经济事实’领域为自己的对象,把这些经济事实看做明明白白的事实:绝对既定的存在,把这种存在看做‘自身存在’的,并没有说明这些存在。”[9]144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从否定和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开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确立的对象已经不再是“经济事实”,而是“概念”。现代经济学家们经常指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不可计量,但是“如果说剩余价值不可计量,那恰恰是因为它是它的各种本身可以计量的形式的概念”[9]146。因为,只有事实才可以计量,而概念是无法计量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相对于古典经济学来说是概念而非经济事实,因而是无法计量的。《资本论》就是在概念的层面上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透视和把握。

    三、切中现代性问题的实践式路径

    黑格尔与马克思都在概念的层面上对现代社会进行把握,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概念式把握所形成的现代性理念超越了“坏的无限”,消解了多元现代性观点的内在矛盾,从而克服了意义与价值的缺失等问题。但与此同时,这种单一的现代性理念事实上极容易陷入同一性的暴力之中,即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理念构成了人类全部生活的永恒根据、标准与尺度,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肆虐”。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主要针对的也正是这一问题。

    黑格尔哲学的最大特点,就体现为黑格尔所要追求的真理是一个大全,在真理中,所有看似孤立的事件,都是作为整体的辩证运动的一个环节而出现的。通过对作为真理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过程的把握,我们也就把握了整个世界的全部环节。黑格尔认为,对于绝对精神的发现过程要以意识最为不成熟的原始状态为起点,通过揭示意识在历史中逐渐丰富自身、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来揭示绝对精神的全部内涵,这种分析方式使得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有着巨大的历史感。然而,虽然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着如此巨大的历史感,但就其最终的理论结果而言,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最终导致了历史的终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8]22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在思维领域内部进行的,思维因而也就构成了整个辩证运动过程的起点与终点。“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10]之前的一切历史过程都以推导出绝对精神为最终目的,而一旦精神的运动达到了它的终点———绝对精神,那么历史便迎来了终结,从今往后的一切现实运动都不过是绝对精神的某个环节的简单重复。

    因此,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确立了绝对精神这一对世界的最终解释原则的同时,也就取消了一切非概念式的对世界的解释方式的合法性,从而也就导致了一切处于哲学概念体系之外的事物都是非现实的、虚假的、偶然性的存在。“只有概念( 不是平常听到那种称作概念的、其实只是抽象理智规定的东西) 才具有现实性,并从而使自己现实化。除了概念本身所设定的这种现实性以外,其他一切东西都是暂时的定在、外在的偶然性、私见、缺乏本质的现象、谬妄、欺骗、等等不一。”[6]1与此同时,由于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同时也构成人类生活的伦理实体与价值实体; 哲学真理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同时也充当了我们生活的根据、标准与尺度。因此,黑格尔所把握到的作为大全的绝对精神在作为认识世界的根基的同时,也在实践的意义上规定了人应该按真理这一单一标准生活,而这就导致了人类生活向思辨概念的趋附。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精神达到了其成熟状态,因此现代社会背后的现代性理念就是绝对精神的最完满的表现形式。从今往后的全部人类生活都只有在符合现代性理念的前提之下才会被称为现代生活,而一切不符合现代性理念的生活方式都会被斥为原始生活,是偶然性的、虚假的、需要被否定的。这在事实上就形成了在现代性理念引导下的同一性的暴力,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种种人间悲剧都发端于这种同一性思想,其制造者并非现代性理念视野中所谓的原始人,而恰恰是生活在人类精神成熟期的现代人。同一性是理性概念的固有特征,因此作为概念的现代性理念天然地带有同一性倾向,这构成了概念式这一把握方式的固有缺陷。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事实上就是为了突破由黑格尔所创立的理性概念体系的固有缺陷。黑格尔所创立的理性概念体系设定了历史的终结,正是这种历史终结的观点赋予了现代性观念以永恒必然性。而如果就人类的现实性活动而言,实践标志了人与世界间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实践是没有终点的。因此,为了突破“历史的终结”这一障碍,马克思将实践的观点引入到其理论体系中。在这里,实践并不是作为与现象、概念相平行的某种理论框架而出现的,马克思并不否定概念这种把握方式,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把握方式也是概念式的。马克思所引入的实践的观点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思想原则———历史性原则———而存在的。

    以实践的方式把握现代社会,从思维方式的角度上讲,就是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的发展。但是,这种辩证法已经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22黑格尔式的真理的永恒的绝对的必然性被消解掉了,作为“绝对精神”的概念的同一性被瓦解了。对于马克思来讲,这种瓦解的后果不是碎片化,而是相对的绝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 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 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12]8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暂时性阶段,而不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的终结”。从认识观念的角度来看,“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12]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念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观,主张在相对的绝对中去看待一切事物,把任何事物都理解成一个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种对“现代性”的把握方式,是最能切中现代社会本身的。因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1]10 - 13。

    切中现代性问题的三条路径并不是孤立的,也没有孰对孰错之别。虽然我们主张实践式把握是一种最恰当的切中现代性的方式,但对现代性问题的现象式把握和概念式把握也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对现代性问题的现象式把握,概念式把握和实践式把握就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如果没有概念式把握,现象式把握就永远是一种问题的罗列,而无法切中现代性问题的实质; 如果没有实践式把握,概念式把握便有可能沦为静止的、僵化的、绝对的绝对。对现代性问题的切中,必须把三种切中路径结合起来。把“现象式”“概念式”“实践式”三条途径作为一个认识的有机体,去切中现代性问题。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C]/ /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 现代性基本读本:上册.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121.

    [2] 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M]. 程炼,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3]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4]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M]. 贺麟,王玖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5]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51.

    [6]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张企泰,范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7] 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M]. 邓习议,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3.

    [8]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9]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M]. 李其庆,冯文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3.

    [11]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12]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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