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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缘
  • 作者: 张盾
  • 发表期刊: 2014-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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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果级别: A
  • 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缘
    张盾  袁立国

    按照列宁的看法,马克思学说是对近代欧洲思想中三条最重要的学术进路实行的一次成功综合,这就是德国先验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激进社会主义。在马克思这一宏大理论工程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的新科学,它以对经济领域的实证分析取代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观念论建构,开辟了一种理解现代社会的全新理论境界,从而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创造了必要的学科条件;另一方面,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进行了初步揭示,朴素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结构,这就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准备了重要的思想前提;最后,马克思正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形成了更彻底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以更高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思维重建了政治哲学的先验界面。学界近年来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很多研究。本文拟将其作为一个思想史课题,就马克思究竟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学到了什么,又以何种方式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等要点,做出一个简要的总体性说明。

     

    一、从政治哲学到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近代政治哲学的诞生,而近代政治哲学是对古典政治哲学实行决裂和反叛的产物。近代政治哲学彻底修正了古典政治哲学对人性的理解,用人的权利取代德性和义务作为人性的新根基: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原来那些基于人性的欲望并非罪恶,而是一些合理的需要;启蒙运动的本质是通过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和传播把人天性中的自私转化为开明的自利,使之成为公民社会的稳固基础。至于近代政治哲学在理论上的关键步骤,则是先有霍布斯,后有洛克:霍布斯接受了古典哲学的自然法概念,但又彻底修改了自然法的内涵,把自然法变成每个人保护自己生命的自然律概念,以此确立起个人权利的至上性原则;洛克则更进一步将个人权利奠基在私有财产权上,并把劳动确立财产权的基础。近政治哲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个人的人格和权利都应受到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现代价值观念,彻底颠覆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世界观和人性观,为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奠定了政治前提和伦理前提。

    政治经济学最初是作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出现的。在霍布斯的理论中,经济事关“国家的营养与生殖”,从而隶属于国家理论。休谟的人性论把政治经济学包含于其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其人性研究的一个方面。同样,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哲学主张“快乐即善,痛苦为恶”的享乐主义观点,这种哲学深刻影响了法国经济学的重农学派,并且为资本主义“经济人”的概念提供了伦理基础;这种“经济人”概念意味着,由于物品消费和财富积累构成了现世幸福的基础,每个具有理性的人都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直接目的。无疑,“经济人”概念代表了人类自我理解的一种全新倾向。与之相比,古代观点看重的是人类的优异性,这种优异性乃是出于本性或者内在地就令人钦佩的高贵的某种东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与人们的私利无关并摆脱了人类的算计之心,比如希腊人看重的智慧和技艺,罗马人看重的勇气与荣耀等等。在整个古代世界,人的优异性主要体现为在公共领域参与政治活动,政治作为公共领域是精神的自由的创制领域;经济活动则隶属于前政治的私人领域并由奴隶承担,经济事务只是生物性的生存需要强加于人身上的一种必然性限制。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是把经济从私人领域里解放出来,将其上升为公共事务和政治问题。这个变化构成了政治经济学诞生的前提。因为只有所有人都遵从牟利原则而行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才是可能的,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视作反社会或非社会存在的。随着一个全新的经济型社会取代了传统的政治共同体,一种区别传统政治概念的社会概念——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概念呼之欲出,它在斯密学说中第一次得到了自觉的表述。斯密把近代政治哲学对人性的新理解自然化为经验事实,在他看来,从自利原则出发并不会导致人对人像狼一样的冲突,因为人性中天生具有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自然倾向,在现代世界内,“每个人都得靠交易过活,或者说,都在一定程度内变成了商人”。(斯密,第22页)这种自发性的商业行为最终产生出一个超出任何个人意志的社会有机体,它就是在国家之外浮现出来的市场体系,“是一个由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所组成的封闭体系,无需一股‘外部的’政治力量的帮助而能够维持它自己的存在。”(沃林,第310页)在这个新型社会中,传统政治共同体赖以存在的道德权威失去作用,被一种悄无声息的商业运转所置换,虽然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却在无意中增进了社会整体的利益:“我们每天有吃有喝,并非由于肉商、酒商或面包商的仁心善行,而是由于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诉诸他们自利的心态而非人道精神,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说我们多么可怜,物质又是如何匮乏,而只说他们会获得什么好处。”(斯密,第13页)

        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社会概念,认为社会是一个不同于政治的自律性领域,其自身具有某种内在的规律和动力。按照滕尼斯对于共同体与社会的划分,传统社会只是一种“共同体”,它是人们以有机的意志统一和生命结合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血缘的、地缘的和精神的生活共契,其成员共同占有和享用共同体的财产,在这样的共同体中,自律性的商品市场和经济行为不可能存在。与之相对,现代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即由相互分离的独立个人出于各种主观目的而人为组成的机械结合关系体,只有在这里,自律性的商品市场和经济行为才成为可能。(滕尼斯,第53、62页)斯密从一种全新的经济学观点看问题,认为传统共同体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当其将道德和政治抬高到人性的自然之上以刻意促进共同善的时候,恰恰产生对社会的伤害作用;成功的社会不需要依赖特殊的政治和道德力量,借助人最真实的自利本性,道德和公正能在暗地里进行运作,实现一种不为个人所预见的社会全体的和谐。在经济学的平台上,斯密发现了透视人类社会和历史变迁的全新的理论范式,这就是把经济和财产权类型作为划分不同社会阶段的标准,社会体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与财产制度的直接产物,全部历史依据这个标准划可以分为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和商业社会等四个阶段。(参见斯密,第五卷第一章;坎南,第一篇“论法律”)通过引入这一历史性视角,斯密论证了现代市民社会关系的合理性:在商业社会出现之前的一切时代,共同体和政治权威的干预造成的是人为的制度;只有在商业社会中,尽管每个人都任意行事,其结果却产生一个超出每个人意志的自然的制度,商业社会之所以是最好的社会,就在于它发乎人的商业本性,是一种“自然的自由体制”。

    斯密的社会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一种独立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经济科学成为可能。正如温奇所说:“在经济决定政治这一点上,斯密的工作在自由政治思想史上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代表着这样一个决定性时刻,即无论是好是坏,自身规范的社会与经济领域的‘科学’概念,被认为是统治着伦理和政治领域的,而伦理和政治以前则被认为是独立的领域。”(温奇,第6页)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中,对社会的理解总是由哲人们从先验的观念论出发构造某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概念和制度规范,比如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契约论思想,就是把政治社会视为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理性的创制物。大约从孟德斯鸠开始,近代政治哲学的方法发生了从先验观念论向经验主义的转变,开始考虑到地理、风俗、人口、贸易等物质环境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作为这次方法转向的重要结果,斯密以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取代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建构,开创了西方学术史的新时代。就现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型社会而言,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现代社会的政治哲学,它决不是一个与政治哲学完全分离的异质性学科领域,而是使经济取代伦理上升为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剥离掉其中关于社会和谐论的预设,斯密开发的经济-社会视角预示了后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本模式。当马克思批评卢梭等契约论者把社会看作一项理性计划,而强调社会交往的偶然性造成的联合时,这已经非常接近斯密从商业交换出发理解市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3-574页)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一步,正是通过研究黑格尔法哲学而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又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最后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无疑,对社会存在的发现,是马克思在研读了弗格森、斯密、马尔萨斯等人著作之后才有可能触及到的全新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德国先验哲学的激烈批判,也是基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方法的启示才有可能提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史的观点看,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力量、把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能力视为历史的动力、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视为政治和伦理的基础,这些马克思的重大理论建树无疑分享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遗产,在学科起源上,它们是现代市民社会兴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研究隐退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兴起的产物。在社会这一全新的理论域中,“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自由与权利、劳动与财产、国家与市民社会等现实问题成为现代政治关切的新焦点,如马克思所说,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而言,“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8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页)

     

     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于马克思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科学对社会的发现。“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5页),它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原理的理论平台上,探讨了资本积累与阶级冲突、生产逻辑与分配正义、私人利益与公共善等一系列现代社会中的重大政治问题。以政治经济学为出发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与历史结构进行了更彻底的否定和批判,《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学诊断,它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自我崩溃的逻辑。在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关系中,如果说,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提供了走进资本逻辑的入口,那么“庸俗经济学家”则是李嘉图之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另一理论支脉,它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之后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页;《资本论》第1卷,第99页)

        一般认为,斯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全面的基础。斯密的重大创见在于,他抛开劳动的一切自然规定,而把“一般劳动”视为财富和价值的绝对基础。“劳动是我们为一切东西所支付的原始代价。世上所有的东西,追根究底都不是用金银买来的,而是用劳动取得的。”(斯密,第31页)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政治经济学不是关于金银、土地等物理对象的自然科学,而是从人的自然规定方面来探讨社会结构的社会科学。对于任何物品来说,“它的价值就等于能够用来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只有劳动才是测量与比较一切商品价值的基本真实标准。”(斯密,第30、33页)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它以土地为主要的财富形态,只适用于劳动本身和劳动资料尚未分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资本、土地和劳动分化成三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劳动产出不再单独属于劳动者所有,劳动者必须和资本家、地主共同分享劳动产出。(斯密,第52页)斯密认为,这时商品的价值不再由商品中所含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个因素共同构成,商品必然以高于生产中的劳动价值出货,工资、利润和地租共同构成了产品的“自然价格”,劳动者、资本家、地主阶级因其在生产中各自的投入也应获得其各自的合理收益。这一观点在经济学史上被称为“生产费用论”:“工资、利润与地租是一切收入,以及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来源。其他一切收入,追根究底,都源于这三种收入当中的一种。”(斯密,第55页,并参见亨特,第40、84页)

    马克思认为,斯密的价值论包含着内在矛盾,这反映在其方法的二重性:“一方面,他要研究诸经济范畴的内部的关联,或者说,要研究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内部的构造。在别的方面,他又依照这种关联在竞争的现象中,在一个不科学的观察者的眼里,并且在一个对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实际抱有私利的人眼里表现出来的模样,加以叙述。”前一种方法正确地表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关联,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后一种方法则只是对资本主义外在现象的描述。(《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6页)斯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这种二重性产生了双重历史后果:前一种方法为英国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剥削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后一种方法则成为庸俗经济学和各种功利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社会主义理论,李嘉图是一个必要的中介。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继承了斯密方法的革命方面,在揭示“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但最后李嘉图出来了。他在这种科学面前,高声喊了一声立正!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及其内部有机关联和生理过程的理解之基础或出发点,是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李嘉图即由此出发,要使这种科学放弃它以前的老套,并要在这上面,清算一下别一些由它展开并且说明的范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在什么程度以内,与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相照应或矛盾,或者这种单是把过程的现象形态提示或再生产的科学,从而现象自身,是在什么程度以内,与这个基础……相照应,这个体系的外表运动,和它的现实运动间,又存有怎样的矛盾。”(同上,第6-7页)

        劳动价值论是李嘉图体系的第一原理:“一件商品的价值,或所能换得的他种商品的数量,乃定于生产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非定于劳动报酬的多寡。”(李嘉图,第1页)李嘉图认为,劳动价值论并不像斯密所说那样只适用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样有效,只是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方式被重新修正了,经济学恰恰应该从劳动价值论这个绝对起点出发,进而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对价值规律的影响。对此,穆勒在给李嘉图的回信中这样评论:“你的解释和论证同斯密正相反,你明白地指出,资本利润并不妨碍价值规律的作用。你的解释和论证同样清楚地表明,地租也不妨碍它的作用。”(转引自米克,第109页)在李嘉图看来,生产是人类和客观世界的作用过程,它将不能直接使用的自然资源经过劳动转换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由于自然资源是无偿存在的,所以,地租不是一种社会成本,并不影响价值的构成;同样,工资和利润的划分也不能改变劳动价值论原理,因为资本只不过是过去的劳动,商品价值不仅包含投入商品生产的直接劳动,也包括了商品内部的物化劳动量(李嘉图,第8-9页),生产在本质上就是一系列过去的劳动和现在的劳动的投入。由此观之,当斯密把价值构成分析为工资、利润、地租三者以取代劳动价值论时,他错误地混淆了价值生产和财富分配的关系,造成了价值源于交换的幻象。李嘉图则坚持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交换,而是投入生产领域中的劳动,既包括生产商品时直接耗费的劳动,也包括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须的生产资料所间接耗费的劳动,间接劳动不能产生新价值,它只不过把原有的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的商品上,创造新价值的是直接劳动。

    李嘉图理论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实结构进一步揭示出来,可以说,通过李嘉图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了一次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页)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主题是财富如何实现增殖,到了李嘉图时代,其关注点开始转向财富如何进行分配,确定财富分配的法则,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新主题。(李嘉图,第15页)对分配问题的考察必然涉及生产领域中社会三大阶级的不同地位及其关系。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功绩在于从经济学角度指出了各阶级之间在经济上的对立性: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资本论》,第1卷,第16页)相较于斯密对资本主义的乐观态度,李嘉图的结论显得悲观而阴郁:由于资源的稀缺性,随着生产力进步必然导致工资上涨,利润则成比例地下降,结果资本家将失去积累的动力并引发经济停滞;这意味着工资率也必然下降到维持生计的水平,最终引起普遍贫困和社会危机,资本主义进入停止发展的静态社会。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工资铁律”,它意味着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对抗是不可避免的。(米尔斯,第144-146页)

    按马克思研判,1830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崩溃和庸俗经济学兴起的分水岭。在这一时期,边沁、萨伊、西尼尔、巴师夏等人试图颠覆劳动价值论,以效用理论取而代之。他们认为,商品“其价值的主要部分并不是出于在其各自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的那类财富”,将劳动作为价值决定条件就是以局部原因代替了共同原因。(西尼尔,第35-36页)相反,商品的有用性作为交换价值完全取决于其效用,“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第59、60页)按照效用理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作为不同的“生产性服务”共同创造了产品的效用和价值,这三个生产要素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工人为了生产牺牲了自由时间和体力,资本家为了积聚资本而牺牲了消费和享受。在效用价值论视野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不同阶级间的对立和冲突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和谐,“如果它(政治经济学-引者注)满意地证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以及各个国家的利益,不是相互对立的……没有什么比政治经济学研究更为重要”。(同上,第55页)事实上,市场和流通的确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直观的领域,所有活动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简化为一系列交换行为,而交换视角只能看到交换各方的互惠与和谐。问题在于:“只要把商品或劳动还只是看作交换价值,只要把不同商品相互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这些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交换,看作它们之间的等同,那就是把进行这一过程的个人即主体只是单纯地看作交换者……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连丝毫的差异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5页)很显然,效用价值论的思想源头就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但它背离了斯密理论的革命方面,只是站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上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外在性描述,完全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内部结构及其矛盾进行揭示。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尖锐指出,庸俗经济学家观点的实质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神秘化:“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资本论》第3卷,第940页)

    从政治哲学视角看政治经济学理论,究竟从生产过程出发还是从交换过程出发来描述资本主义,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斯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在于他开创了这两种方法,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和萨伊等效用价值论者则分别发展了这两种方法并使之对立起来:从劳动和生产视角出发,必然看到劳动的主体性、阶级的对抗性和社会冲突的必然性;从效用和交换视角出发,则只能看到市场上的互惠与和谐,从而把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视作天然合理的制度。无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研究,属于斯密-李嘉图的“资产阶级体系的生理学”谱系[①]。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商品和流通领域的分析逐渐推进到对生产领域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体现了政治经济学方法从交换逻辑向生产逻辑的转换。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不仅是资本研究的本题,更是资本主义本身“实际的起点”和“起支配作用的要素”。如果从分配和交换视角出发,资本主义的物化社会关系在个人面前就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存在,从而支配着个人的选择。庸俗政治经济学没有看到,在产品分配之前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20页)因此分配和交换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而生产具有特定的前提和条件,既表现为当前社会的自然前提,也表现为前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

    更进一步,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界面上,生产不仅仅是物质的、价值量的生产(李嘉图),而且再生产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包括李嘉图在内的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在于,它把地租、资本、劳动抽象地用于一切时代、社会的经济分析,从而把人和人的关系描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而事实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44、723页)通过引入生产关系概念,马克思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理论的一次超越。只有在生产关系的视域中,被遮蔽的资本主义的内部构造和生理机能才真正显现出来。李嘉图的限度在于,“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资本论》第1卷,第590页)然而,价值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财富的劳动一般不再抽象地是一切时代共有的简单劳动,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与“他人的财产”相对立的“他人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00、120页)资本主义的劳动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化劳动,只有社会劳动才能创造一定量的交换价值;这种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又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分工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特殊规定才能被抽象掉而成为财富的一般本质。马克思揭示了,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形态,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在于,一旦工人进入生产领域,对劳动力的使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付给工人的是劳动力的价值,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则与劳动力的价值完全不同,它创造了超出劳动力价值的一个余额,这个余额就是工人在生产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它是资本家不断实现资本积累的秘密。对于雇佣劳动而言,它在法的形式上平等地参与契约,但实际上却被逼无奈地出卖劳动力商品;它在市场上按其所值获得相应的报酬,但实际上却遭受剥削;它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却被奴役。

     

    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科学社会主义

     

    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存在方式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83页)与政治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不是要提出一种新的关于财富生产的经济理论,而是要对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予以根本性的批判,以此中止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实际地实现社会关系形式的变革。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经济的理论,这种批判拒绝回到政治经济学,然而恰恰相反,科学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奈格里,第28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止步于对经济的实证分析,而是要在社会和历史的更大平面上,把实证研究引入到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和伦理批判这样一个总体性理论规划当中。它表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将扬弃资本主义,从而实现人性的复归。于此,马克思的工作以更高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思维回归到政治哲学的先验界面。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的这个论断表达了他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必然通往社会主义。如前所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考察已经发现了各阶级之间的对抗性,但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贫困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发展而不得不经历的过程;庸俗经济学家则更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为自然和谐的画面。然而,对于社会主义者,一旦意识到贫困不只是贫困,而是社会革命的现实力量,“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6页)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圣西门曾经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未来社会将以对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来取代对人的政治统治。但由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蓝图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他们空洞地强调全人类的解放并把社会主义寄托在个人善良意志的选择上,结果反对社会革命的必要性。

    在英国,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比空想社会主义更前进了一步,由于直接面对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现实,他们具有更坚实的思想起点。在相当程度上,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已经进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政治分析,他们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揭示出劳动者遭受贫困和异化之苦的社会原因。在李嘉图那里,劳动价值论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汤普森、霍奇斯金、西斯蒙第等人则进一步把劳动价值论提升为一个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和伦理观点。汤普森认为,如果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那么分配的自然法则就应该是生产者具有自由享用劳动产品的绝对权利,并以此建立自由制度和公正的法律。(参见汤普森,第一、二章)但是,这些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在根本上仍然受制于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基础,导致他们拒绝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而致力于各种分配正义理论。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做文章,是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以及蒲鲁东、拉萨尔等人的共同理论宿命,这表明早期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受制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2、435页)如果经济秩序决定政治秩序,那就只能通过彻底改变现存世界的经济结构来改变现存世界本身,而不是仅仅在分配和流通领域解决问题。科学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新的法权政治构想,而是一次扬弃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总体革命。

    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并非是不正义的,但却是非人性的,它处处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异化状态。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生产体系,它建立在劳动力被当作商品进行买卖的基础上,结果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造成大面积的社会贫困,并使人的个性受到压抑。对此,斯密早就有所感悟:“一个人,如果他的全部生命都花在执行少数几个简单的动作……他的心灵麻痹,不仅使他无法领略或参与任何理性的对话,而且也使他无法怀抱任何恢弘、高贵或仁慈的情操……他在他自己那一行所学得的灵巧,就这样,似乎是以他在悟性、群性和武德方面的牺牲退化为代价。”(斯密,第904页)到了李嘉图,对工人阶级状况的揭示更依据于生产关系前提,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收益递减规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人阶级只能生活在维持生命的工资水平线上;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机器在生产中的运用将进一步导致无产阶级的边缘化。(参见李嘉图,第三十一章)但是,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植根于人性的自然主义观点,它把人单纯地视为消费和需要的动物。斯密认为,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具有交换倾向,其本性上都是商人。但马克思揭示出,人性的本质不是消费,而是生产。劳动和生产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时具有政治和存在论意义:“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者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520页)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形式与内容是分离的,从斯密到李嘉图,劳动越来越被实证化,最终仅仅视为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因素,这必然导致遗忘生产与人的生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总体性联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和雇佣劳动的考察,则是要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更大平面上,勘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结构和存在论前提。实际上,《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中的哲学人类学观点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论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思想,从一开始进入政治经济学语境,马克思就据有着这种哲学思想的制高点并对政治经济学保持着批判态度;其后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之历史前提的历史学研究,以及《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之内在矛盾的辩证法研究,都是为了证明,一种不受制于资本主义最大化逻辑、真正符合人之自由本质的伦理生活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其深层逻辑上必然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而回归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于这一见解:生产决定分配,消除物化社会关系不可局限于分配正义问题,必须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这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观点,也是马克思超越早期社会主义者从分配正义入手所达到的新的理论境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页),与资本主义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自然才表现为服从于人的需要的力量。尽管如此,古代的观点仍然比现代崇高得多,因为它把人当做生产的目的,而现代观点颠倒了这种关系,把资本积累当成生产的目的。然而,自由王国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人之为人的自由并不需要为摆脱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制约而放弃现实中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占有,而是运用物质的力量将人性从物化逻辑下解放出来,变成自由的自主性。因此,社会主义不是让人们从劳动和生产中解放出来,而是使劳动和生产从资本主义的狭隘形式中解放出来,“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1卷,第874页),从而为消除异化实现自由创造条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不仅符合人性发展的内在丰富性和完满性这一伦理原则,同时也由于容纳了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而具有一种自然主义的特征,这种作为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统一的社会形态将是未来历史发展的结果。这就是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得出的伦理观点和政治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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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张  盾,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袁立国,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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